白坭：艰辛创业实干兴邦

　　传统农业经济

　　远在3000-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白坭一带已有人类居住，从事着原始农业生产和渔猎及采集活动。当时耕作技术还很落后，劳动工具比较简单，渔猎活动和采集活动还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生产，蚝、蚌、螺、蛤和植物籽实、动物等都是人们经常性的食物。人们常把吃完的食物遗壳、骨骼，丢弃在住地附近，并遗留下石制的生产工具和夹砂粗陶片等文化遗存。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，常常发现大量的蚬壳、雷壳（文蛤壳）或蚝壳存在。

　　发源自云南省东部，经广西梧州奔腾而下的西江，年平均输沙量达七千五百三十万吨，约占珠江流域总输沙量的百分之九十。这些西江泥沙在白坭一带逐渐淤积下来，且含有机物丰富，故当地人民誉之为“西江麸”——天然有机肥泥。历代白坭人民在这块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辛勤劳动，顽强地与自然作斗争，进行了垦殖利用。公元301年，白坭农业空前发达，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

　　白坭属于“冲滩之区”，境内“山包水络”，大河小涌，纵横交错，历史上水灾频仍，潦水为患。宋代以前，白坭多为潮田，洪水、台风都使水稻不稳产。宋以后，珠玑巷迁民在求生存的开发珠江三角洲过程中，创造性地进行“筑堤护田”，功不可没，这是我国水利史上一大发民用工业，经济效应显著。筑堤成功，使洪水归槽，不致泛滥平原之上。大量泥沙，冲向下游，促使下游洲滩发育，又可筑建堤坝成田，保护生产。宋堤下游即兴建一批元堤，元堤下游兴建一批明堤，使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由海而江，由江而涌，不断变狭。白坭附近自元至正元年（1341年）到明代，相继修筑了蚬塘、谿陵、白坭、雄旗、黄家塘、山田堤、银洲堤等堤围。其中谿陵围高一丈六，周二千七百五十六丈，保护围内八十三顷四十余亩地。

　　在十四世纪后期的明初以后，饱受潦患的白坭人民，便在围内一些低洼的地方，挖田筑塘，从事养鱼生产的活动。因这些平旷低洼地势，挖塘蓄水养鱼，既可以发展生产，又能使挖塘的余泥填高部分地面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水患。这是当时白坭人民改造自然，充分利用低洼地发展生产的方法之一。明中叶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，加工果品，行销省内外，果树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。白坭人在塘基上种上果树，塘里养鱼，形成了“果基鱼塘”的布局。

　　清乾隆中期以后，广东土丝外销数量逐渐增加，丝价日益高涨，蚕丝业有较大的发展。桑是耐浸的，又属多年生植物，管理容易，老少都可以做。上世纪20年代，是种桑养蚕的黄金时代，那时每担桑叶可卖6元白银，而谷价每担只值3.5元。白坭一带农民纷纷把农田改为桑地。“桑基鱼塘”面积不断发展和扩大，逐渐代替了以前的“果基鱼塘”。民间盛传：“种得桑枝三几亩，不妨长做养蚕人。”

　　白坭的东岸、西岸、苏文沙、岗头，历史上都是种桑养蚕的主产区，放眼一望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桑田。当时白坭利用沙地种桑，所产桑叶含水份低，桑叶淀粉高，养蚕收成好，缫成的丝质色泽明亮，拉力韧度强，比顺德的桑叶质地优胜。
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海运交通不畅，日本生丝出口失去欧亚市场，我国生丝独占东南亚地带，白坭蚕桑业达到黄金时期。1929年以后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，桑塘地区的蚕丝外销，一落千丈，育蚕植桑不足以维持生活，桑地丢荒。1932年引进外国蔗种，试种后，成绩颇佳。陈济棠主粤时期，兴建4家大型机榨糖厂，榨蔗能力合计每日达4250吨。由于兴建了机榨糖厂，甘蔗有了新的出路，从而又刺激了糖蔗的生产。白坭乡民认为认为改植外国种蔗苗，有利可图。便于1934年将荒基开垦，改植甘蔗。蔗基鱼塘逐渐取代了“桑基鱼塘”。

　　白坭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著名的“三基鱼塘”农业耕作模式，即果基鱼塘、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。“三基鱼塘”文化的特点就是资源循环利用，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生态模式。“三基鱼塘”体现出来的这种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的文化传统一直为白坭人所继承。

　　传统商贸业和城镇建设

　　明清时期由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以及方便的水陆交通条件，白坭圩逐渐成为商贸汇聚之地，船只来往频繁，市集幅辏，店铺林立，十分兴旺。清嘉庆时期，龙母圩、白泥圩、清塘圩、峣山圩大部分属于今天的白坭。

　　明清广东之建制“镇”多为带有地方政权和军事性质、或有驻官（如巡检、县丞、通判、主簿、同知等官员）、或有驻军、或有城墙的据点，而较为纯粹的商业聚落则称“圩”或“市”。当时称日日交易的场所为“市”，三日一次交易的农贸集市为“圩”。一般来说，邻近两墟在圩期上都是错开的。据嘉庆《三水县志》记载，清代白泥圩的圩期以农历一、四、七为期；清塘、金竹一带的圩期为农历三、六、九；峣山圩（邓坑圩）的圩期为农历一、四、七；龙母圩利琼一带（今冈头村）圩期为二、五、八。

　　清末民初期间，白坭圩还是个小圩镇，人口不外一二千，座落在珠江支流的西江下游樵北大围中段。基围面铺设成大青石大街，整整齐齐地一字儿从现在的白坭粮所延伸至白坭卫生所旧址门口外，足有四五百米长。街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多数是木板阁楼的平房店铺近两百间，与下子围（今沙围村下段）、骊洲（今西岸村）一河之隔，遥遥相对。1915年7月10日的乙卯水灾，洪水冲毁了白坭圩城门楼（今白坭粮所至食品站猪仓）以及凿石铺、德利当铺等几十间店铺。水灾后，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圩口建有一座高大的名曰“胜市”的门楼。街道两侧，店铺仍然稠密。

　　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白坭圩仍然规模相当，保持经营山货日货、苏杭（布匹百货）、咸杂副食、小五金、猪肉店、茶楼、小食、造木、打铁、瓜菜、水果、酿酒、米粮、辗米、烟馆摊档等大大小小的店铺百多间。市西的海边（西江小分支，惯称“海”）。经常泊满大大小小的运输、打渔船只。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二十档各种海鲜上市，还有农副产品出售，它们都为白坭圩之繁荣增添色彩。另外，作为当时游子归乡，亲朋来访，货源沟通的唯一的交通要道的坐落在圩口中间的“恒足”、“邓氏祠”两个码头，经常停泊“肇江”（肇庆—江门）、“白省”（白坭—广州）等装饰华丽的“花尾渡”和两个成年人方可合抱的大烟囱的大火船（拖轮），可谓人声鼎沸，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尤其到了晚上，万家灯火齐亮，从远处眺望，更为壮观。

　　在上世纪20年代栽桑养蚕的黄金时代，白坭由于出产上等蚕茧，加上发达的水路，成为富商巨贾营商的主要聚集地，享有“西江第一大港”的盛誉，呈现出“市井十洲人”、“涨海声中万户商”的繁荣景象。民国期间，远赴东南亚的新加坡、暹罗（泰国）、安南（越南）等地谋生的侨胞，若要托“水客”给家乡亲人带点书信、钱物，只要写清楚“三水西区白坭市xx大宝号”转交即妥，史上的白坭圩的知名度和信誉之高可见一斑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白坭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鉴于白坭圩经常受到洪水灾害威胁的历史，1959年冬天，为了保卫樵北大围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白坭公社水利会动员当地民工，修筑了一条横跨白坭粮所至下子围的大堤坝，大滘沙尾又筑建了一座排洪闸，形成了一个大水库，堵截了从北面上游而来的洪水，确保了大堤的安全。随着樵北大围堤围的逐年加固，1965年起，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，又将白坭圩河边的全部店铺陆续拆迁至大堤东边内，改建成今日“回”形的圩市。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白坭圩已不能适应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，于是，近几年在圩的东边入口处（惯称“牌坊”）二、三层石米批荡的银行、税所、茶楼、商店像雨后春笋般陆续拔地而起，形成了一条新的大街，并有朝车站方向发展的趋势。白坭的中心城区逐渐成形。